“伟大导演”或“犯”?关于波兰斯基的争论

这些年,电影圈常常和“政治正确”纠缠在一起,比如波兰犹太裔法国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最近就因此身陷舆论风口,尽管围绕他的争议要追溯到漫长的40余载之前。

波兰斯基案件,是一桩历史遗留问题。1977年,他被指控与13岁少女萨曼塔·盖默发生性关系,近年也有不同女性站出来指控波兰斯基性侵。于是,我们看到当波兰斯基2019年的新片《我控诉》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并在今年拿下法国凯撒奖的最佳导演奖时,都引发了一系列反弹和抗议,其中《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女主演阿黛拉·哈内尔在颁奖礼中愤怒离场。波兰斯基讲述德雷福斯冤案的电影《我控诉》本身也被视作一场“洗白”,借电影来为自己喊冤。

波兰斯基的经历一言难尽,他有过施暴者的行为,但也是历史和社会的精神创伤受害者,他与家人曾在反犹浪潮中被迫害,妻子被徒杀害后遭遇过不公正的“媒体审判”。“伟大导演”还是“犯”?一直以来,波兰斯基的形象撕裂着法国乃至西方社会。

然而,回顾10年前,我们却发现彼时“政治正确”的风向标,是站在波兰斯基这边的。

2009年,波兰斯基在瑞士被警方逮捕,差点被引渡回美国。当时,包括中国香港导演王家卫在内的超过100位电影人公开声援波兰斯基。王家卫与希腊裔流亡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意大利女星莫妮卡·贝鲁奇等,在戛纳电影节组委会牵头下签署了一封联名信,称波兰斯基被捕事件是“不可接受”的,波兰斯基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导演之一”,“法国的、欧洲的、美国的、全世界的电影人均对这一事件表示关切。”事发后,欧洲多位政治要员和文化界名人也出面声援波兰斯基,称美国洛杉矶检方现在搬出1977年的案件,是一种“报复性”行为,指出此举令一向标榜“民主”的美国政府蒙羞,这令波兰斯基事件升级为一起“国际外交事件”。

为什么短短十年间,人们的“政治正确”有如此大的变化?近年在me too运动的思潮下,文化界多数有影响力的人都开始站到波兰斯基的反面。不只是波兰斯基,曾四次获得奥斯卡奖的美国导演伍迪·艾伦也因早年的性侵犯指控而跌下神坛,曾经合作过的演员们纷纷与他划清界限,亚马逊取消了与他的电影合约,自传《凭空而来》也出版受阻,最后改由小型出版社低调出版。

政治正确,是如何影响了电影生产和电影市场?西方电影节的评价体系近年愈发注重性别、种族的“政治正确”,带来的是进步还是桎梏?如今奥斯卡近乎以“政治正确”为纲,这种评奖在今天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常在网络上看到的“三观警察”,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吗?有哪些“政治正确”令你不适?有人说“政治正确”不是太多而是不够,有人则批评“政治正确”虚伪至极,是真正的极权主义,我们该怎么看?

本期反向流行邀请科幻小说家陈楸帆、青年导演仇晟,两位分别从文学创作者和电影从业者的角度,分享了他们对于波兰斯基事件与“政治正确”的观察。

仇晟:在波兰斯基事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拍电影本身是否应该被看作一种声明(statement)?追究波兰斯基拍《我控诉》是否出于私心,我觉得不是太有意义。其次,电影节的放映和颁奖,是否就是在褒扬或鼓励某种价值观?答案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从女性权益出发,我可以理解颁奖典礼上的愤怒,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所有的抗议行为,但对于波兰斯基电影的,我认为是不必要的。

陈楸帆:波兰斯基的性侵是事实层面无法辩驳的,但如何理解这些事实与作品表达之间的关系,则变成了一场话语权的争夺。电影工业、奖项评委会基于自己的运作机制评奖,不同人也会根据自己的不同立场,去选择性地接受、放大或忽略不同的要素,每个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难以简单地划分是非黑白对错。

余雅琴:你究竟是反性侵,还是反波兰斯基这样有道德问题的导演?还是反对他在电影评价体系里的权力?还是追溯当年案件的不公正,或是波兰斯基的身世?不同人的焦点不同,我们又将他们混为一谈。

最吊诡的是,《我控诉》尽管引发如此多的争议和抗议,却也是波兰斯基导演生涯中在法国票房最高的电影。为什么一边骂还一边看?或者说去看电影的都是什么人呢?

董牧孜:有部纪录片叫《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意思说波兰斯基在美国被通缉和审判,法国人却渴望着他的才华。一些女性主义立场的文章则指出,这是因为法国是一个有更多“文化”的地方。另有人指出,“私德与作品分离的评价标准,常常属于男性特权。”在如何看待波兰斯基这件事上,是否存在美国人和法国人、男性和女性的差异?

余雅琴:这部纪录片很有意思,片子立场偏向波兰斯基,发行方是韦恩斯坦,纪录片导演则是一位女性。她后来又拍了一部关于波兰斯基的纪录片,也是站在波兰斯基的立场。再比如,法国非常重要的女演员、号称“法兰西电影皇后”的凯瑟琳·德纳芙,她与波兰斯基有过合作,她不但支持波兰斯基,甚至一定程度上反对me too,她批评me too发展下去有可能变成猎巫。我们如何在正常的社交环境里追求我们的性权利?男性正常地向女性表达他的望(且女性可以拒绝),在me too语境下似乎也不合适了?凯瑟琳·德纳芙的观点在《世界报》发表后遭到很多批判,于是她不得不又发了一个致歉声明,说这样表达确实不得体,伤害了女性的感情。

董牧孜:40多年前,波兰斯基在接受审判之前逃走了。离开美国之后,他的电影事业一直没有中断。这意味着犯罪案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打击到他的工作。放在电影工业体系中来看,波兰斯基拥有怎样的权力和地位?

仇晟:从上世纪70年代波兰斯基到好莱坞以来,他一直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导演,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导演,他通常被视作一个“作者导演”。在我看来,作者论一方面是对电影艺术的保护,另一方面对电影艺术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导演和制片人被赋予了很大的特权。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作者是永远唯一的核心,在电影行业总是涉及太多人员协作的问题,权力结构问题会很容易被披露出来。

陈楸帆:电影也是最大众化的文化商品,电影在意识形态、文化及市场中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其他艺术门类。所有这一切,都让电影变成了一个权力结构高度集中、被高度关注的存在。

董牧孜:如今西方一些大的电影节很重视一部电影的内容是否能呈现符合今天潮流的“政治正确”。这在观念上是一种进步,但另一方面,是否也成为一种桎梏?

仇晟:今天西方社会推行的“政治正确”,比如性别、种族平等,是当下人都认可的东西,推行这些观念是永远没错的。但为人诟病之处在于,比如奥斯卡的“政治正确”,往往是一种被标签化的“政治正确”。这些议题是否是当下最紧迫、最有冲击力、最有意义的?未必。这些论述可能早就被反复讨论过了,并且已经有了定论,如今再说只是一种重复、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倒退。因为我们不再探讨新的话题了,一些无法抉择、无法判断、没有定论的议题虽然可能不安全、不讨人喜欢,但可能是更有意义的。

余雅琴:每个电影节都有自己的权力体系,或者说评价机制。之所以有这么多电影节,也是为了这种差异化的存在。在今天,奥斯卡代表了一种更为主流的政治正确,如今欧洲的电影节似乎也开始与美国电影节的意识形态趋同,比如柏林电影节可能是欧洲三大电影节中最注重意识形态操演的,如今戛纳和威尼斯也越来越多这方面的考量。

董牧孜:说到“政治正确”的代表作《绿皮书》,我朋友的影评有个观点是:我们在电影里的“政治正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意味着很多人都会把电影看成一种连接大众、向大众普及观念的工具或者说艺术方式。比如前几年《坡道上的家》《82年生的金智英》,这些影视作品都在社会上引起了有关女性困境的广泛讨论。今天的电影节与电影市场,都在有意迎合当下社会的热点和焦点议题,这样是否会忽略了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探索和创新?

余雅琴:坦率地说,电影语言上突破(乃至于改写电影史的突破),对电影来说是非常高的要求。今天的电影比较讨巧,往往会在议题上做一些文章,以便在媒体宣传和大众关注上获得成功。《我控诉》尽管是波兰斯基影视生涯里票房最高的作品,但比起《寄生虫》《小丑》《水形物语》来说,仍是一部非常小众、对观众要求很高的电影。然而,导演波兰斯基的性犯罪却是一个大众都可以参与讨论的话题,这中间存在一种不对等。

仇晟:一些引发热议的艺术电影借助了外力,比如《小丑》原本就有IP的力量,《悲惨世界》则切中时局扩大了影响力。不过,也有一些艺术片处理的是非常当代的、政治的议题却无人问津,比如去年的《同义词》。他们不该被忽视。

董牧孜:西方政治正确的议题,往往与阶级、性别和种族挂钩,但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适,或是虚伪的指责。比如齐泽克认为用“美国少数族裔”去替代“黑人”或者“黑鬼”的说法,其实只是在压抑你的种族主义,词语的置换并不意味着种族平等的达成。在me too运动中,一些男性觉得委屈甚至害怕,似乎有一种身份的原罪。导向认同政治、身份政治的“政治正确”存在一种失焦,把控诉的矛头指向某个身份的个体,变成了一种身份对于另一种身份的指责或反对,但这把问题简单化了,性别作为一个结构性问题在“政治正确”的论调中未必得到充分展开。而当“政治正确”成为一种压倒性的风潮时,你对其内涵的反思也可能被削弱了。

仇晟:虚伪,是西方政治正确备受攻击的一点。言论上的政治正确,与实际观念与行动之间存在裂痕。我最近看了伍迪·艾伦的自传,“甜茶”提莫西·查拉梅参演了伍迪·艾伦的新片《纽约的一个雨天》。因为me too运动,伍迪·艾伦的旧事被挖出来,《纽约的一个雨天》在美国找不到发行商。于是这时甜茶出来发表了一个声明,意思是说他他自己参演的电影。说完这话,他又特地让经纪人给伍迪·艾伦说不好意思,我们必须这样做,好为他的另一部电影争取奥斯卡来助力。这种“政治正确”令我感到非常不适应。

董牧孜:豆瓣上的“三观警察”,你们怎么看?比如,一些网友认为《英国病人》宣言小三和出轨,就跑去给电影打一星。这在一些人看来,也是一种追求“政治正确”的做法。哪些“政治正确”会令你不适?

余雅琴:一些中国演员可能会因为出轨了,就接不到电影演出机会了。但或许我们应该问,当我们谈“政治正确”时,限定词究竟是什么?

陈楸帆:政治正确的边界在今天被无限扩大了,每个人对此都有不同的解释,这种泛滥化使得政治正确变成了攻击别人的武器,包括对创作者提出过分的苛求,强行下架或封禁。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暴力,一种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来做“政治不正确”的事情。

余雅琴:不加讨论就做出正确或错误的判断,包括对于波兰斯基、伍迪·艾伦乃至韦恩斯坦过于粗糙的,都会令人不适。愤怒或抗议他们是正当的,但反过来看,倘若认为这些人就不配再拥有事业,这种逻辑是否跟那些男性认为女性就是不行,于是剥夺他们的工作权利,是否有本质上的区别?

董牧孜:从“政治正确”回到艺术家本人的“私德”来看,波兰斯基和伍迪·艾伦可以说是那种“私德有问题”的人。你们会把作品和作者的私德区分开,还是会因为道德问题作者?

陈楸帆:我们总是会有一种幻觉,总是觉得才华跟德性是一体的。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道德主义幻觉。不光是艺术家,我们对政客、科学家也有这种迷思。然而,一个人的创造力、领导才能与他的道德水平不存在正向相关性。只有权力、影响力可以帮助一个人助长他的道德瑕疵或是恶性。可能历史上绝大部分艺术家都经不起这种放大镜甚至显微镜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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